院首页 | 收藏本站 | ENGLISH

  媒体视角
  信息传真
  观点选登
  专题讨论
相关事件->专题讨论

税收改革
作者:陈祥勤编辑  发布时间:10/07/07  点击率:5349

01、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研究开征社保税环境税

 

作者:谢旭人(财政部部长)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高度评价了近年来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科学界定了新形势下财政工作的职能作用和重要地位,深刻阐述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这一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增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坚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保持和稳定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有效遏止经济增速下滑势头、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对待并抓紧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制度不够完善,财力与事权不尽匹配,政府预算制度还不够完整,财政管理的法治性和绩效尚需提高,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等。所有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按照党的十七大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要求,财税体制改革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深化改革,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更好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二、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规范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

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大力推动结合户籍管理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相配合,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积极运用税收手段,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是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健全消费税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税收导向。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等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促进城市建设和教育发展。在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引导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巩固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增强各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在统一税政前提下,研究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培育地方支柱财源,从而尽可能通过增加地方本级收入,增强各地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安排使用收入的自主性、编制预算的完整性和加强资金管理的积极性。同时,要按照强化税收、规范收费的原则,分类规范收费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界定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提高资金分配透明度和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财政管理层次,在注意处理好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提高管理效率。

四、建立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预算反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方面。形成法治、完整、透明的预算制度体系,既是保持财权统一、统筹安排财力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完善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更加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细化预算编制内容;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在积极稳妥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突出预算保障重点,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合理界定支出范围,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大对“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布财政收支统计数据,以及经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转移支付安排情况,主动公开财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有关的财政政策、发展规划等,增强预算透明度。

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财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效果和财政资金绩效。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做好财政工作的迫切需要。要按照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切实提高做好财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推进修订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积极推动增值税法、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暂行条例等财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进程。规范财政工作运行机制,认真做好财政行政复议工作。完善财政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规范部门预算编制程序,提前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内容,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狠抓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部门预算责任,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加强分析和动态监控,完善评价体系,增强预算执行的均衡性。积极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推进基础管理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建立完善部门基础信息数据库。加强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财政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财政监督,推进建立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继续开展重大财税政策实施情况专项检查调研,保障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落实。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监督。继续抓好“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着力研究建立完善防治“小金库”的长效机制。

六、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作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着力实施有利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稳定的政策措施。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同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在制定实施财政政策、开展财政工作中,要更加注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定点调控的优势,增加“三农”投入,加大推动自主创新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力度,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扶持突破关键技术,支持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力度,促进小城镇协调发展,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完善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切实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要支持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坚持为国理财、为民服务,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制度保障。

(消息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401/1998071.shtml

 

 

02、人民日报再论财富分配:中间阶层负担沉重

 

作者:许志峰

 

与“哑铃型”、“金字塔型”结构相比,“橄榄型”社会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

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

过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

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调节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

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周天勇说,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

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目前,房产税、遗产税都还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积累得越多,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我们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多远?

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消息来源20100607日人民网-人民日报http://news.qq.com/a/20100607/000132.htm

 

 

0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税收制度

 

作者:冀志罡

 

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税收永远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话题。从政治学基本理论出发,税收是民众为政治秩序支付成本的过程。而能否有效征收税负,则被看成一个政府是否有效统治某个地区的标志。反之,当政府失去有效统治能力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征税系统失灵。

  经济学家则喜欢从交易的角度理解税收,更愿意把税收看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笔持续性交易。虽然一般而言,民众对政府的收税行为不会明示认可,但服从法律缴纳税收的行为本身则被看成默示的同意。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政府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他们甫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强权。也许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或其他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本质上,政府的税收仍是强制性而非交易性。

  讨论税收制度之优劣,必须选择多个视角。税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税收制度是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影响的重大因素。

  我们需要低成本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是指一个国家因税收而付出的所有社会成本,即财富由民众向政府转移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损耗。不言而喻,这个成本越低越好。税收成本包括的内容可分三项,即政府负担的征收成本,纳税人负担的纳税成本,以及因税收而发生的生产效率损失。

  征税成本是财政领域的大学问,统计数据也最为完备。在西方发达国家,征收成本一般在1%左右(如美国0.6%、英国1.3%),即纳税人每缴纳100元,政府要拿出约1元支付税务人员工资、税务系统运营费用以及追查偷税漏税等费用;中国则达5%以上。确切的数字无从知道,我们只知道预算内的费用是5%,即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税收系统各项开支占当年税收收入的5%。国内财税专家最高的估计是8%,有点离谱,权当参考。

  但即便5%也是惊人的数字。2009年中国政府公布的税收收入为6.3万亿人民币,5%就是3150亿。与发达国家相比,为了收到这笔税钱,中国政府多花了2500多亿。不用说,这样一笔巨款本来可以做很多事。

  征收成本如此高昂,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也并不少见。但笔者浏览之后,却发现这些分析要么纠缠于行政细节,要么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以中国面向法人为主的税收方式,征收成本理应更低才对,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不能不耐人寻味。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报税是每个家庭一年中最重要的财务事项之一。相应地,税务机关则必须将监管的触角精确地伸向每个家庭,以详细审查其每一项收入、每一项开支和每一项抵扣的数额与合法性。对美国这样拥有上亿家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工作量。(不需要纳税的贫困家庭也一样要报税,因为政府要据此决定福利与补助的发放)再加上大大小小的企业,不能不说0.6%的征收成本表明美国真的拥有一个十分廉价高效的税收系统。

  与之相比,中国的税务机关就轻松多了。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只有个人和企业,而针对个人的纳税事宜一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换言之,中国税务系统只需要盯住企业就够了,对个人和家庭几乎完全不用费心。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征税成本应该比美国更低才对,而实际却是美国的8倍多。中国的税务系统是不是太过昂贵了?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的征税成本就更加高得离谱。流转税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有交易便有税收,以交易额计算税额十分方便;所得税则以净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不少经济学家建议以单一流转税代替所得税,主要理由即是流转税征收成本低廉。

  税制的复杂性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征税成本的过分高昂。美国也同样有联邦税和地方税两套系统,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更有大量抵扣和优惠项目,使得美国的所得税法律成为世界复杂之最。在美国,帮人报税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税务律师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有人统计,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报税花费的时间达60个小时——相当于8个工作日,是不是也很离谱?

  那么,中国征税成本过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猜想直接原因是臃肿的税务系统和不恰当的征收激励手段。机构臃肿是行政机关的通病,无须多说。为了多征税而采用类似销售提成的激励手段,却是中国的一大“创新”。在提成奖励和任务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依法征税、依法纳税在中国已成空话,征税成本也因此居高不下。

  政府不是企业,征税也不同于产品销售。征税要依法进行,销售则多多益善。企业为业务员设立提成激励,能够促使业务员更加努力地工作;而政府给税务机关确定征税任务,甚至设立提成激励,却只能令其从依法征税变成依计划征税,依上级的要求征税。这当然不是在鼓励守法,也当然会让征税成本水涨船高。

  我们需要简单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税制过于复杂。

  中国有大小20多个税种,数量几近世界之冠。这是毫无必要的。税种越多,管理成本就越高,纳税人的缴税成本也会提高,这都是社会净损失。税制复杂的根源,在于叠床架屋式的税收安排,缺乏整体与通盘的考虑。为某些临时性原因而设税,之后又将之永久化的情况屡见不鲜。

  税收是政府从社会财富中抽取的份额,不论从何渠道、以何方式、以多大比例抽取,重要的是总量而不是个别的数额大小。广义税收在GDP中所占份额,才是国民税务负担大小的根本衡量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抽税数量足以支持政府的公共服务开支,税目是越少越好。至于具体税目的税率高低,反而不重要。

  政府的税收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以稳定为上。过多的税收会使经济环境恶化,竞争活力萎缩,最终使税基本身遭到破坏。税收过于丰裕也会使政府本身形成开支依赖症。一旦经济下滑税收下降,首先陷入调整困境的往往是政府。希腊最近的债务动荡就是一个教训。当政府扩大开支时,所有人皆大欢喜;当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时,所有人又都仿佛成了受害者。所谓从奢入俭难,不仅是普遍的人性,也是政府最大的弱点之一。

  有鉴于此,追求稳定的税收而不是高税收,才是政府最理想的选择。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政府的税收也会同时出现波动,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政府税收的波动比经济波动更大,那么,政府将陷入被动。现代政府一般要对本国经济承担责任,在经济下滑时,政府要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如果政府本身的财务能力比经济下滑得更快,自身尚且难保,那么,稳定器的功能自然也就无从发挥。

  显然,经过精心设计的简单税制最容易实现税收的稳定性。只要选择与宏观经济的波动较为一致的税基,并确定相对固定的税率,则政府税收将可以实现与宏观经济波动较高程度的一致。相关的研究很多。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值税最优,有些则认为所得税最优,但没有分歧的是,所有人都认为简单的税制最可取。

  我们需要公正的税收制度

  正如笔者在文首所指出的,税制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税不仅是民众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也是社会维持合作秩序的基础。只有社会有秩序的运转,生产与生活有秩序的进行,物质财富才能不断创造和积累,文明水准才能不断提高。反之,如果社会失去秩序,那么,不仅财富的创造成为不可能,连人类自身的存续都会成为问题。

  维持社会秩序,税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政府丧失了征税能力,社会距离失序将只有一步之遥。2006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胀,其政府滥印钞票成为众矢之的。但鲜有人指出,津巴布韦政府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印钞票,实在是征税体系瘫痪,为了应付公共开支不得已而为之。六十多年前中华大地曾经上演过的金圆券、银圆券的闹剧,也是大抵相若的故事。税收的存废,有时也关乎国家的兴亡。

  但税收的获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索取过程。其中既有索取适度的问题,更有民众认可的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可的税收,征收成本就低,而民众不认可的,征收成本就高。英国光荣革命后,为了支持战争费用一度税负极重,但国内秩序丝毫不乱;而它的敌手法国,虽然整体税负只有英国的1/7,国内却已民怨沸腾。究其根源,在于宪政体制与王权专制下民众对征税的认可度大不相同。宪政强调共和,讲究普遍同意下的征税,一旦形成一致意见,征收便很顺利;而王权专制强调独裁,征税无须民众同意,民众当然就会抵触和抗拒,征收难度便较高。这便是在不同体制下,征税成本有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

  税权本身要具备程序合法性,税收制度才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这是税制公正性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税收负担要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间恰当分布。所谓恰当分布,当然就是指高收入者高负担,低收入者低负担或不负担。这样,整个社会的税负痛苦程度大致均等,民众对于税制的认可和接受度便会比较高。

  中国当下的税负分担状况距离这种公正还很遥远。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制造业部门承担了过重的税负;而制造业部门的出口部分享受巨额出口退税,等于大部分税负都由制造业的内销部分承担,难怪许多中国制造在国内的价格竟比美国还贵。这种牺牲内需补贴出口的模式,帮助政府攒下了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始终难以拉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出口依赖性已经说了很久,但若不从税制动手,内外失衡的状况不会改变。

  所得税税负的分布则更不均等。按人保部公布的数据,中国6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工薪阶层,而与此同时,在国民总收入(GDP)中,薪酬所占比重却连年降低。有关数字是糊涂账,从12%40%都有,但即便是40%,也显示着极高的财富分化水平。收入差距如此巨大,个人所得税却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要改变这种税负不均等的状况,需要对现行税制动大手术。在增值税方面,应内外均等,内需补贴外需的状况必须改变;在所得税方面,应将公务员和国有部门的非货币福利收入也纳入个税税基,如此才能体现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均衡税负;所得税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以在税前扣除中体现真实的生活成本。

  影响公平税负的另一大因素,是巨量的灰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是指处于合法与非法边界的收入。由于这些收入一般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上,因而也无法课税,这当然使税负分布变得极不公平。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制度的透明化,使灰色收入浮出水面。

  结论是清楚的。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远而言,这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国家转型打下财税基础。

(消息来源:《新财经》201072http://business.sohu.com/20100702/n273244160.shtml

 

 

04 脱缰的中国税收:越是危机 政府越是收钱

 

作者:崔晓红

 

2008年,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余波至今仍未平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中国虽不是这场危机的主战场,但也难逃一劫。大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在风暴中沉沦。对许多企业而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就在众企业勒紧裤腰带过难关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国家税收收入依然坚挺,延续着大幅上涨的态势。这让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纳税人甚感不平和不解。无论经济环境多么恶劣,政府税收收入总是如此稳健,旱涝保收。这是为什么?

一季度税收暴增三成多

数字是枯燥的,加之中国的不少统计数据往往又当不得真,所以,一般人对官方公布的数据并不太在意。其实,数字里有乾坤,特别是对比着看,往往能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20104月的最后一天,财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今年13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7702.55亿元,同比增收4678.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1488.12亿元,同比增长21.3%

就在财政部公布数据的两周前,415,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9%

一季度的税收增速远远高于GDP

对于一季度税收的超常规表现,官方作了解释。财政部税政司表示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很低。去年同期税收总收入仅完成13023.58亿元,同比下降10.3%。其次,是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6.4%17.9%,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5.2%,外贸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64.6%28.7%,房屋和汽车销售大幅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9.7%,这些带动营业税、消费税、进口环节税、关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快增长。第三,是去年消费税增收政策调整翘尾影响,以及今年车购税等政策调整的增收作用显现。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呈单边上扬的态势,就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也有不俗的表现。

2008年和2009年,国家税收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9.8%;同期,GDP增速分别为9.6%8.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4%8.8%

对比可发现,税收收入的增速位居第一,跑过了GDP,更跑过了城镇居民收入。这一定会让政府感到欣慰,而纳税人,则不知是感到光荣、困惑还是寒心?

流转税VS所得税

这样的现象是否合理?

面对《新财经》记者的发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系主任陈晓没有作正面评价。“合理不合理,不是我们评论的问题。出现这个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目前施行的税制。”

陈晓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施行的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所得税。流转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占到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流转税和所得税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两大主体税种。

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是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纳税人取得的销售收入或者营业收入征收的。在我国,具体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

所得税,又称所得课税、收益税,是指对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征收的一类税收,是按照生产、经营者取得的利润或者个人取得的收入征收的。在我国,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流转税的特点是,无论企业赚钱与否,只要有交易和服务发生,国家就要收税。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救市”,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出台了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内一揽子经济

刺激方案,其长期效力值得商榷,但在短期内一定会拉动GDP,提高经济活跃程度。经济活动越频繁,政府税收收入就越增加。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企业利润没有增加,工人工资也没有上涨,唯独税收收入增加了。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金融危机惨淡光景下,中国内地的税收收入仍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陈晓认为,这正是中国税制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在现行税收体制下,就算企业亏本,只要有交易,政府就要从中抽税。

据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比如美国。“不少国家税收收入组成恰恰与我国相反,将近70%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只有30%是流转税等。”陈晓说。

“所得税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不利于税收作为杠杆调节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容易造成中低收入阶层承担的税负相对较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安体富说,在这方面我国的税制还应进一步完善。

越危机 越收钱

2009年以来,国家税收大幅增加,除了归功于大手笔的投资刺激经济活跃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没有披露,那就是税务部门加大了税收稽查力度。自去年5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场“稽税风暴”,企业的陈年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漏税的要补上,逃税的,补后还要再罚。很多企业叫苦不迭。

税务部门缴税力度大,手段直接而干脆。说到这一点,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对企业很是同情。在他深入企业做调研的过程中,有企业反映说税务部门是这么收税的,“你拿100万元来,其他的我就不查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中国式征税”。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大手笔“救市”,频频掏钱,国库总有空的时候,拿什么补?只有税费。“钱不够花了,不收行吗?地方税务部门也不得已,上面下达了死任务,下面只能玩命收。企业也很无奈,不交,查你。在当下,哪个企业没有个‘一二三四五’啊?” 税务专家郭伟分析说。郭伟曾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

政府严明税收纪律,严整税收环境无可厚非(且不说税制的合理性,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企业怕检查),但是,选在金融危机的当口,对企业来说,未免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危难时,企业渴求的是政府雪中送炭。而政府在此刻收紧税袋,颇有落井下石之嫌,让企业雪上加霜。在多重压力下,不少企业被迫出局。

企业原以为灾难来临时,政府会与它们风雨同舟,到头来却发现,政府“割肉救市”,割的还是纳税人的“肉”。越危机,越收钱。这实在算不得好习惯,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政府花钱不节制,花冒了就向纳税人伸手,如果不节制,越用越阔绰,以后要收就难了,纳税人将在税收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消息来源:新财经201072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702/2369107.shtml

 

 

05、中国税收体系复杂环境混乱 专家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作者:尧尧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先给读者提几个问题:作为普通纳税人,你需要交多少种税?缴纳税额是多少?我国共有多少种税种?国税和地税各自的征收范围是什么?征不征税,征什么税,怎么征……谁说了算?

我想,倘若没点儿专业知识,一般人铁定回答不了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业内人士,也不容易说明白。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因此,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税种繁多 重复征税

我国现行的税制共由多少种税组成?

记者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但采访发现实则不然。记者收获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般的人基本答不上来,只笼统感觉很多,说有几十种。就是专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说23种的,有说27种的,有说47种的,还有说60多种的。还有人下意识地将名目繁多的各类费也计算在内,得出的答案更加天文。这也理所当然,毕竟在中国,纳税人也有“纳费”的义务。尽管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多。

到底有多多?记者开始求助于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记者先查阅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5种税;随后,查阅了更加权威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相关表述为,“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20个税种。”两者略有出入,主要是前者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尚未开征的几个税种也算在内了。

20多种税,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记者了解,我国香港地区,本土税种不足十种,主要包括:利得税、物业税、薪俸税、厘印税、增股税、印花税、遗产税,对于五种特殊产品还涉及进口关税(烟、酒、化妆品、汽车、燃油)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多种税?我听说美国正在研究缩减税种,目标是都囊括到一种税里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永生表示,税种越多,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越高。他曾看到过一个数据,说:香港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在纳税上所花的时间大约是80个小时(8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约10个工作日),而在内地需要花872个小时(接近100个工作日)。前者差不多只占后者的1/10

“税制这么复杂,将影响企业创业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业热情。节省下的时间干什么不好?”钟永生为企业在缴税上消磨如此多的时间感到惋惜,认为不值。

税种繁多导致严重后果,就是重复征税。我国对生产、流通、交易、保有等多个环节征税,纳税人备感税负压力沉重。

国税VS地税

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分设,是我国征税系统的一大特点。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

实际上,分税制在一定程度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是平衡两者财权与事权的一种手段。“(采用分税制前)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不相对等,地方承担的事情多,而支配的财力少,中央支配的财力多,但办的事特别少。分税制有利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分配,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的持续发展,在当时起了很好作用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成了制约社会经济的一个因素。”钟永生表示。

谁都希望多拿钱,少做事。政府把内部摆不平的事拿出来,摊到了纳税人的头上。

国税和地税分设两套机构,虽暂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内部矛盾,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高”,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据钟永生说,我国征税成本超过10%,也就是说纳税人每纳1元钱的税,其中就有1毛钱被税务机关花掉。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在1%以下。

“企业要向两个机关去申报,有些报表是共同性的,像资产负债表等,报表都要多打一份,每年要多砍伐多少树?再说,如果只需要去一个机关,少跑一点,北京市的交通还能更畅通一点,也有助于环保。所以,现行的征税系统与当下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可谓格格不入。”钟永生说。

此外,税务机关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年检,有的税务干部还要亲自到企业去调查,两套税务机关,年检内容可能大同小异。这样,既增加了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企业接待应付的成本。

“如果把征税、纳税这两块成本节省下来,每年很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再增加1万亿的财政收入。”钟永生说。

钟永生认为国税和地税应该统一。“有一套税务机构足以。纳税人只要把钱交给国家就可以了。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怎么分,这是我们公务员该办的事。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完全有能力把它分配好,而不必要劳烦纳税人。”

一个大胆的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钟永生表示: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对税率、征管方式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综合调整。

有鉴于现行征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钟永生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想法,“税务机关不要,国税和地税这两套机构都免了,由民间机构辅导企业交税”。

他的具体设想是:企业依法纳税,直接把税款打入财政部的公开统一账户,财政部可配一个税务司,地方财政局设一个税务科,协助管理登记等具体事务。

如果纳税人对征税流程不熟悉,可以找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就像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而高效。

企业是否偷税漏税由审计部门去审计,比税务部门更专业。如果查出问题,由法院去处理;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协同处理。

信息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至于税收分配等问题,可借助相关软件。

这样,可大大降低政府征税、企业纳税的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如果征税成本从现有的10%降为2%,将剩下8%的空间留给纳税人,税负将得到明显减轻。

此外,还能解放人才。现有国税、地税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社会精英,把他们放在税务部门,是一种才华浪费。如果把他们从这里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从事其他的事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会更高。

老师的想法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相信到那一天,就算没有国税局,也没有地税局,我们的税收秩序会依然井然有序;也许只有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的税收秩序才会井然有序。

收税交税 操作空间广阔

郭伟曾经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十多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税务工作室。税务工作室,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郭伟对自己的定位是:幕后的税务师爷,台前的税务代言人。其工作室的具体职能如下:协助个人对纳税策略进行管理。运用有效的方法,降低个人(公司)的税务风险,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将个人(公司)的整体税负降至最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企业应对税务危机。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出谋划策,与国家税务部门斗智斗勇,在关键时刻,寻找税务工作人员的“一、二、三、四、五”,使企业以牺牲最小的代价,渡过最大的难关。“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把‘死刑’扭转为‘死缓’。”郭伟形象地描述道。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案例。当地税务部门找到了一家企业,要对企业缴税状况进行严查。一般来讲,有关部门既然找到企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把柄的。企业自己也明白有问题,找到了郭伟。郭伟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后,以前辈的身份给当地税务局的一位科长写了封信,从文件的出台背景到变迁过程,再到对方工作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阐述,全面、系统而专业。科长一看,有些傻了,“开始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自信了,然后就按照我的导向思考并处理问题。结果,把一个完全不该征的税征了,该征的却放了水,一计算,企业需缴纳的数额由3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合适,就给了。”

神圣税务的征缴过程,竟然存在如此大的操作空间,足见征税系统的混乱,也足见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修养与工作能力。

“我希望改革越慢越好,体制越乱越好,那样,我的机会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 郭伟开玩笑地说。不知有关部门听了这话,该作何想?

(消息来源新财经201072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702/2369114.shtml

 

 

06、税收政策多变企业难辨 缴税容易退税难

 

作者:王晓慧

 

一个企业财务总监的真实感受,诠释了中国企业在当下税制环境下的处境和遭遇

郭丽萍,某公司财务总监,从事企业财务工作十五年,先后在外企、私企、合资等不同性质的企业工作过。

政策多变 企业难辨

谈到近期出台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郭丽萍对其中的税制改革部分表现得漠不关心。“改就改吧,我们能怎么样?国家出台过太多相关的企业税制改革政策,但很多时候,今天这个政策出台,明天那个政策取消,搞得我们焦头烂额。最可气的是,取消了的文件从来不及时在官网公布。难道国家觉得政策不合适,直接拿掉就完事了吗?有没有为企业考虑?”这个已年过四十的老财务颇有点“愤青”劲儿。

郭丽萍对2009年国家缴税运动印象深刻。20096月,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全国必保完成1000亿元的稽查任务”,这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次下达具体数字的稽查任务。1000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据记者了解,2008年全国税务稽查机关共查补收入513.6亿元,而1000亿元的任务量要比2008年至少多出1倍。

当时,国家出台的税收自查政策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企业自查少缴和漏缴的税费。“在当时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的环境下,这样的稽查任务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税负。结果呢?税务部门税收任务圆满完成,但企业呢?有多少家相继倒闭了?”郭丽萍很是愤愤不平,“税务部门有这股子精神头,完全可以先整整内部的风气,提高提高工作效率。你可以随便找个会计问问,哪个没有受过税务的侮辱谩骂?哪个没有经历过在玻璃窗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交税,而里边的税务工作人员却谈笑风生,慢条斯理?有时候,下班时间还没到,人家就收工打烊了,谁管你排了多长时间的队?今天没报上,明天接着来!”

缴税容易 退税难

泄愤归泄愤,但郭丽萍所谈及的税务部门懒散的工作作风、低下的工作效率,的确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工作进程,甚至是企业的生死。

2007年,郭丽萍在一家以出口钢铁制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工作。那公司由几兄弟合资成立,利润虽然微薄,但因为有11%的出口退税,企业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虽说是11%的退税额,当然,企业一般都不可能全部拿到手,而且需要足够的耐心等待。“退税是好,但是不好退。”据郭丽萍讲,即使所有的退税手续都已完备,资料都已经提交,没有个一年半载,根本别想退回来。这样的效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有单不能接、不敢接,出口业务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企业不得不经常私下到税务部门走动走动,希望他们能加快点速度。

200771,国家开始执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清单中涉及的主要出口商品有鞋靴类、阀门龙头及泵机械产品、服装、钢铁制品、皮革及箱包制品、杂项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家具等,退税率下调幅度为28个百分点。郭丽萍所在的企业,能享受的出口退税率由原先的11%下调至5%,若以出口额1000万美元为计(折合人民币是7000万元),企业将损失400多万元人民币。

税费高,退税难,退税额骤减,企业出口成本增加。2008年,这个身患多种重疾的民营企业终于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倒下了。郭丽萍讲,这家企业的最后一笔退税直到倒闭都没有拿到手。

依靠出口退税而活,当然不是出口企业的正当生存之道。但如若政策已定,有关部门就应当高效切实地去执行。

(消息来源:新财经201072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702/23691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