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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
作者:陈祥勤编辑  发布时间:10/07/08  点击率:3951

01、              国家调控收入分配需要形成制度合力

 

作者:苏海南

 

在一次、二次分配领域,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和人工成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不同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调节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还需要另外新设城乡、地区、行业、部门收入水平变动分析调节制度,并使以上各项制度形成合力,共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当前,在我国GDP持续快速增长、老百姓生活水平整体继续改善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日显突出,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对于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应该说目前各方面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比较混乱。但是,对造成收入分配突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则众说纷纭,意见很不一致,难以形成共识。这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十分不利。因此,很有必要深入探讨其症结所在,并由此厘清破解问题的基本思路。

三大症结、一大阻力造成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既需要从收入分配制度自身去找原因,更需要从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中去找原因,或者说,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环节和经济社会体制等方面去找原因。否则,单就分配论分配是说不清、说不透的。概括而言,我认为有三大症结和一大阻力造成了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

三大症结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不合理。

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虽然增长快,但财富的增长并不快,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并不大,其中,尤其是农业、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出低,使这些领域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到严重制约。

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高达60%,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又基本掌控在外国商家手里,这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的企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制于人,难以得到增长,且国际上经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就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劳动者的工资造成很大冲击;与此同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非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使得我国农业中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只好主要涌入第二产业就业,使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竞争激烈,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行业企业劳动者的工资,等等。

概而言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

二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

首先,部分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对经济社会管理的错误认识,如单纯追求GDP增长、不“以人为本”以及计划经济管理等旧理念,引发和强化了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阻碍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

其次,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助长了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发展并阻碍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对垄断行业获得超额利润控制和征缴不力,进一步助长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再次,目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诚信缺失状况,直接或间接助长了分配行为的不规范、分配秩序的混乱。

概而言之,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三是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

收入分配体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领域,时至今日,该系统还存在不少缺陷。比如,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并形成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的比例关系,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仍偏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没有建立,企业的薪酬制度不健全,等等。又如,二次分配中没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以制度形式明确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民生建设的支出比例,不利于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同时,财政分灶吃饭和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不利于解决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甚至造成某些贫困县的公务员和义务教育教师都被拖欠工资。再如,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远未健全,这些年来我们的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安排缺少整体性、系统性,已出台的有关政策,大都是治标性质的,且往往不够周全,普遍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色彩,工作中有关主管部门又没有形成高效的合作,削弱了其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

概而言之,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突出问题的直接原因。

一大阻力:既得利益的制约

改革开放到今天,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在此进程中,某些行业、部门、群体的收入得到更大幅度的增长,与其他行业、部门、群体的收入形成了很大差距,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即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人员身份区分等条件或手段获得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这些行业、部门、群体在社会中一般都居于有利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可左右政策制定、舆论宣传,其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对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持反对或阻挠的态度,使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难以形成共识并出台,同时使已经制定的分配调控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大大加大了解决分配领域突出问题的难度。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突出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多年采取措施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态势,有其客观必然性和极其复杂性;同时,还能看到,今后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和消除一大阻力,仍然具有长期性、尖锐性和艰巨性。

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逐步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我认为中央关于“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思路可概括为“深化改革、标本兼治、抓住重点、配套实施”,即深化经济社会体制和收入分配体系改革,把解决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的制约、影响结合起来,以老百姓最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为重点,通过系统设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配套实施来逐步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我认为主要措施有以下五条:

一是形成破解收入分配问题的共识。

一方面,就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形成共识,即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促进增加社会财富,在调整经济结构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整顿规范人力资源、资本等要素市场交换行为中规范分配行为和秩序;另一方面,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在制定和实施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上形成共识。这是破解收入分配难题的思想认识基础。为此,要展开必要的讨论和宣传,为形成共识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二是加强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领导,研究拟定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

研究拟定收入分配整体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确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调整分配关系、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以促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步骤,制定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措施。

三是加大治本力度,为破解收入分配难题创造必要条件和有利环境。

一方面,贯彻治本的长期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

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把收入分配的蛋糕做大,为实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创造有利条件和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加大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加大对非公有经济的扶持力度,实施打破垄断的各项措施,为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等的正常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以减少行政收费和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逐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和土地管理改革,等等。这些措施对解决收入分配难题虽然难以“立竿见影”,但都是治本措施,必须抓紧做、并做实。

四是大力健全收入分配体系。

在一次分配领域,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最直接的措施就是明确如何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将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两个比重提高的额度和日程安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及年度计划之中。为此,需要专题研究如何合理适当降低企业和居民税负、调整企业所得转用于民生建设等政策;研究拟定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报酬正常增长制度,引导健全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拟定并实施开征垄断行业资源占用税、超额利润税等制度;健全财务管理和审计检查制度,从源头上规范收入分配;进一步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制度,等等。

在二次分配领域,健全财政预算制度,加强人大代表的监督,控制政府行政开支,建立适时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投入比例的制度;继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完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逐步解决由此带来的省、市、县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改进完善机关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待遇与职级挂钩;改革完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等等。

在一次、二次分配领域,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和人工成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不同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调节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还需要另外新设城乡、地区、行业、部门收入水平变动分析调节制度,并使以上各项制度形成合力,共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此外,还要研究改进完善三次分配的有关制度。

五是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突出的重点分配问题。

当前要狠抓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重点问题,重中之重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把提高农民、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企业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以及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支持,完善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制度,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各类社会保险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等。

(消息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00629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0/06/2918547687264.shtml

 

 

02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思路

 

作者:刘国光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改革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不仅需要在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调整,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

2005年,我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后来又写了《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社会反响比较强烈。很多同志发表意见,多数同志还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但是,也有同志很激烈地反对,批评我的主张是民粹主义,效率仍应放在第一位,社会公平放在兼顾地位。对这种批评意见,我的看法很简单,他没有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说话,而是站在资本财富的立场说话,照他说的搞下去,中国的改革就要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失败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讨论。

2005年以后,我年纪大了,参加社会活动少了,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也没再参加。我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给了中央。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批给了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当中又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议。我在中国社科院也提了反对意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勾掉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据我所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毫无疑问,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改革积极性,无疑是我们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十六届五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机。“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表明,中央从重视发展和效率问题转向同时关注更加重视分配公平问题。2006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强调了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并将初次分配也要实行社会公平这一原则写进了中央文件。近年来,国家高层不断表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政治决心,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表述中。政府主要领导人在与网民对话时,也承诺了政府不仅有“做大蛋糕”的“责任”,而且有“分好蛋糕”的“良知”。这些,都是基于忧患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而表达出的深化改革的信号,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希望由此得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目前政府正在研究解决途径,采取适当措施。今年2月4日,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国务院总理把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归结为三条: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3月5日在本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分好“蛋糕”的原则措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二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两次提法略有不同,互为补充,都是切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要求,有助于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迫切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加以贯彻。

    我考虑,扭转收入分配不公,由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转为差距缩小,直到合理分配的程度,涉及到许多方面关系的调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改革过程,需要深入研究分配问题的机理,选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路,方能取得预期的社会共富的效果。在有关改革收入分配的众多复杂的关系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分配制与所有制的关系。我在2007年《红旗文稿》第24期发表了《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分析了这个问题,或者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参考意义。

所有制和分配制都是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时,人们举了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就涉及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了。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要素。马克思主义不否定个人能力等因素对收入高低的影响(复杂劳动)。但即使西方经济学家萨穆尔逊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少造成的,和财产差别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

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大师的上述说法,是公允的,科学的。如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可以说得更加透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配决定于生产,任何消费品的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资本分配和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则是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本和其他要素分配为从。

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做得还很不够,还要加大力度,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率的调整,财产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的开征,并以此为财源来增强对社会保障、公共福利以及消除“新三座大山”的医改、教改、房改和改善低收入者民生状况的支付,等等。但是,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它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要保持这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这“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消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06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30/c_12281206_5.htm

 

 

03、宋国青:长期收入分配不公会引发内需不振

 

作者:宋国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今日做客网易财经时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最大的风险可能长期收入分配的不公会引发内需不振。

教授解释,现在有一些风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污染问题,现在到底会处理到什么程度,企业能自动下降到什么程度,如果能下降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一些调整。相对来污染来说担心比较大的还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多少年来一直在持续,有一部分是由于市场情况形成的,另外一部分也是由于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垄断因素,行政调控过多的因素导致了一些人为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调整。

收入分配不公一般指的是个人收入的相对变化,而消费不振也就是个人收入在总体收入里偏低不是直接说收入分配不公,当然它会间接引起一些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这样的现象不能用收入分配不公的词来形容,很难说国家拿得多了,个人拿得少了,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公平,公平指的是个人之间按照他们的贡献度应该拿到的份额。

现在消费问题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个人可支配收入在整个比例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增长率很高,企业未分配利润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央企的利润,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资源性或垄断性的行业,利润在过去几年增长得非常快,怎样用一种合适的办法把它分配掉,但现在基本都是留在企业的,体制是1994年价财税改革的时候,当时企业利润很低,所以就留给企业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政策考虑做一些调整来改变,但力度很小,能不能使得情况不继续恶化都是一个问题。

(消息来源: 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10/0628/11/6A8VG6B800254ILE.html

 

 

04、收入分配改革将启, 三大新路线

 

作者:三星经济研究院 宏观组 李牧群

 

517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四周发表聚焦“收入分配”的文章,这一举动将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推到前台。

实际上按计划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在10年前就开始进行了,而迟迟没有实现的主要原因就是“效率优先”观念的影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还有政府“发展中的问题靠发展来解决”的思路。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的呢?

首先是短期内世界经济尚存在二次探底的危险,而其他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都已经或是逐步退出中,内需也理所应当取代出口和投资成为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其次后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角度,也使得中国无法依靠出口来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内需重启的意义重大。另外,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重新提到了新的高度。

大家对于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间的关系基本都比较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明确的是内需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大家先看这样一组数据, 1995年–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了1.61.2倍。同时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了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下滑到51%2008年缩减至36%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收入太低,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在政府手里,另一方面国有支柱企业的发展和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老百姓,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这样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加上内需的持续不振,就使得政府不得从原来“先做大蛋糕,再考虑分好蛋糕”的发展策略逐步认识到 “没有分好蛋糕,会影响做大蛋糕”的局面

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具体包括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增加就业的中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

一般来说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包括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公司白领,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而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构成来看,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比较少。而中小企业没有充分发展,是由于税费负担重、融资比较困难。

因此政府可通过财政上的支持和税收优惠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培养大批的中等收入阶层。

其次,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可能出台的措施包括最近呼声比较高的“化税为薪”,即减轻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建议。具体操作可以是先由企业为其员工进行一定幅度的加薪,政府有关部门经过核定后,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减免。

而对于央企的高利润和垄断行业管理者乃至职工的高收入问题,将会考虑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弱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实现国企内部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分配格局。 从就业和第一次收入分配阶段削弱贫富差距。

另外还包括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今年以来,已经有包括广东、北京等14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近20%,而在下半年还会有10个以上的省市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而在“二次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政府也会更多地利用财税杠杆,调节收入差距。目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存在的不足,比如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相反低中收入人群则充当了纳税的中坚力量。导致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目前尽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由于提高起征点将大幅度减少税基,全国范围内实行可能性比较低,更为有可能的将是将分项各自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即要将所有收入均纳入综合模式,统一计税。另外建议可以通过建立更为详尽的个人财产、消费档案,针对某些高收入人群在游艇、高尔夫、高档住宅上的消费和投资进行登记,并可列入征税范围,同时与其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对照,从而降低富裕人群逃税的可能。

未来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也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保障,像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全民医保,以及在公共教育的投资也将加大。

此外,政府也会考虑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具体包括设立遗产税,适度阻碍财产纵向转移,同时鼓励富人捐慈善事业,包括建立慈善性基金,免除其捐款所得税,从第三个渠道来缓解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消息来源:http://news.cnfol.com/100702/101,1277,7957049,00.shtml

 

 

05、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作者:李实

 

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穷二代”成社会隐忧

CBN:收入分配领域问题非常多,无论是天量的灰色收入还是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往往都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您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李实: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CBN:这样的话岂不是差距更加大?本来人们会有期望,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

李实:是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收入流动性是用以考量一段时期人群收入状态变化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研究,就是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性。西方这类研究做得较多,我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做得比较少。就是说,父亲收入高,儿子可能收入也高。反之亦然。

CBN:这就是社会非常关注的“富二代”和“穷二代”。贫穷的遗传和继承,这是件可怕的事。

李实:是的,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说到“穷二代”,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民工子弟。第一代农民工对公平感追求并不强,能从农村出来就觉得不错了。目标是为了孩子,愿意自己多吃苦,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下一代不同了,他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会形成一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比较糟糕,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是二等公民。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有群聚性,而且试图改变现状。这批孩子现在处于就学阶段,再过5~10年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群体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人群。由于代际的收入传递性,父母下岗失业,孩子毕业后可能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社会。虽然现在没有统计数字,这批人数量也是可观的。

CBN: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脱离贫穷代际遗传的惯性?

李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儿童发展与贫困的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农村小学生营养干预项目表明,儿童的营养状态与其之后的学习、就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儿童发展,都实行儿童补贴“CHILD BENEFIT”社会福利项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项目,在帮助贫困儿童得到适当的营养和早期发展方面效果明显,也建议中国政府借鉴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展开,只是有一些小范围的试点,下一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推进这项工作。

提高义务教育也非常关键。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教学质量非常差,孩子天天去上学,但是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这样他们将来就业就很麻烦。现在每年大约都有400万到500万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一个建议:初中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由政府提供一年的免费职业培训,使得这些人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陷坑”里的中产阶层

CBN: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到底中产阶层指的是谁?在中国有多大的比例?

李实:中产阶层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包括收入水平,也包括生活方式等。但无论怎么说,就像相对贫困一样,中产阶层是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处在中间状态。中国因为城乡差别大,

所以在中产阶层统计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从城市还是从全国来考察这个概念?

如果从城市来说,根据我们的估算,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中产阶层就被大大稀释了。根据我与赵人伟教授、罗楚亮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这样就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收入层级的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坑。我们说“中产阶层陷在坑里”。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平均收入很低,使得中间阶层的比例大大降低。

CBN: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对社会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如何使在陷坑里的中产阶层更快地壮大起来?

李实:根据上面的描述,数量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15%的高收入阶层很难后退到中产阶层,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低收入人群慢慢转化成中产阶层。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慢慢实现转变。比如现在农民工中,有70%是初中毕业,如果这一批人,能有三分之一接受大学教育,三分之一接受职业教育,那么他们可能是将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

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

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方式不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效果比较慢。

(消息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622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85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