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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改变思考“正义”的方向
作者:cbes  发布时间:10/02/09  点击率:13473

阿玛蒂亚·森:改变思考“正义”的方向

「美」卡琳·罗马诺∕文   王雪∕编译

 

由于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人类的正义观念。2009930,他的新著《正义的观念》(The Idea of Justice)终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耐出版部(Belknap Press)出版了。这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该书出版前后,西方媒体就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报道和分析。914,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卡琳·罗马诺(Carlin Romano)在《西北大学编年史》刊发了对该书的评论。

 

假如有三个孩子——安妮、鲍勃和卡拉,为一支长笛争吵起来了。安妮说,长笛应该是她的,因为她是唯一会演奏它的人。鲍勃反对说,他是最穷的孩子,什么玩具也没有,所以至少应该给他一支长笛让他来玩。卡拉则提醒安妮和鲍勃说,这支长笛是她做的,可她才刚刚做完,其他两个人居然就试图把它抢走。你的直觉判断出现冲突了吗?需要一些更复杂的东西来刺激你正义的触角?也许是一个博弈论的难题?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新书《正义观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所举的例子,也是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一直关注、如今又重新审视的话题:正义理论。

 

正义观念的“争论史”

1971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正义论》((A Theory fo Justice)。1974年,他的同事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撰写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正义理论的核心原则由此陷入了一场自由意志论的争论之中。至此以后,如果一个人无法真正反驳约翰·罗尔斯的观点,他似乎就不能被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家。但现在阿玛蒂亚·森的努力终于让我们燃起了希望,正义理论作为一个哲学分支也许不至于沉浸在一整个糟糕的世纪之中。

荷马时代,生活是简单的。正义主要意味个人的复仇。但是当柏拉图批评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的观点“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和格劳孔与卡利克勒(Glaucon and Callicles)的观点“正义即习俗”时,事情开始复杂起来。柏拉图争辩说,根据熟识的苏格拉底哲学,正义是天赐的,因此人类只能蹒跚地追求正义。此后,亚里士多德引入了一个正式的正义标准,时至今日仍然赢得了最多的认同,即“平等地对待平等的,差别地对待差别的”。从那以后,哲学家们以“正义是”开头的句子比比皆是,但各种结论大相径庭,让人们不得不开始怀疑,究竟什么是正义。

对阿奎那来说,正义是“思想的端正,也就是一个人直面他所处的环境,做他应该做的事”;对休谟来说,正义“只是人造的虚幻之物”;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认为,正义是“法律的女儿,因为法律促使其进步”;而在20世纪美国法官汉德(Learned Hand)眼中,正义是“社会利益冲突可容忍的暂住地”。当我们对此一一进行回顾时,也许会惊人地发现,这其中唯一给大家带来片刻认同的定义,是比利时法律哲学家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的观点——正义是“混乱的概念”。

正义理论如此丰富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概念范围太广了,可以应用于一切决策、人民、法律、行动和事件。正义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虽然一些人认为它还谈不上仁慈。但即使“正义”看起来宏大而壮丽,人们却往往抱怨它陈腐而干瘪。

当罗尔斯宣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之于思维体系一样”,并开始努力探索正义体系的条件时,他重新确立了一个霍布斯式的当代传统的约定:用社会契约论的方式来陈述正义观念,有时甚至可以用三段论式。但在正义理论中,还有一种长久的、持怀疑态度的反体系传统。阿玛蒂亚·森本人虽然与2002年去世的罗尔斯私交很好,但对正义问题的看法显然更广阔,也更侧重于历史角度。他选择了一条与罗尔斯和诺齐克不同的路线,他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一样对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更加敏感,更强调实现正义的“能力”。

 

阐释“完美的正义”,还是铲除“现世不义”?

虽然阿玛蒂亚·森既没有提及《对正义的热情》(1995年)一书的作者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也没有提及《正义的文法》(1987年)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H.沃尔加斯特(Elizabeth H. Wolgast),但他们两人对正义理论的勾勒都值得信任。所罗门在《对正义的热情》中写道,正义是“一套需要苦心经营的复杂热情,而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抽象原则……正义始于同情和关心,而不是原则和观点。但是一开始,它也涉及一些负面的情感,像嫉妒、愤怒、怨恨、被欺骗、被忽视的感觉,以及想要报复的欲望。”最后,所罗门暗示,“正义感的出现就像这一切的归纳,最终使私人受到的不公正得到合理化解决”。沃尔加斯特注意到,对因果性解释的欲望——也就是要认真地思考“不公正的感觉”促使知识分子努力与建立一种正义理论,她曾在《正义的文法》中强调,“非正义”一词在文法上实际上早于“正义”一词出现。而阿玛蒂亚·森的哈佛同事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也在新书《正义:做什么事才是对的?》中指出,“摆脱暴行的关键就是对非正义有所察觉”。

也许我们的正义观念是在社会正常的道德惯性受到挑战时出现的?森倾向于这种观点。他在《正义观念》一书的开头援引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在孩子们生活的小世界中,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能被细微地察觉和感知了”。森继续说:“对不公正进行矫正,不仅仅是激励我们去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事非正义,而且也是正义理论的核心。”

森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切的入世精神,表达了对“狭隘地”轻视东方思想的愤怒,对纯粹探讨正义形式的做法提出反抗。森写道,正义“最终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连的,而不仅仅是与他们周围的环境制度相连”。相对于罗尔斯对完美正义制度的困扰,早期印度法理学的两个分支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参照视角:“尼提”(niti)关于正义有严格的组织规则和行为规则,“正理”(nyaya)则更大范围地说明了这些规则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森最后精辟地总结说,“如果正义理论足以引导合理的关于政治、策略和制度的选择,那么对一个已经完全正义的社会安排进行认同,既无必要,也不足够。”

罗伯特·C.所罗门在《对正义的热情》中第一个提出了盘旋在表面严格的正义理论之上的问题,这一问题森也清楚地看到了。对罗尔斯、诺齐克和其追随者们生产出来的大量科技文献,所罗门写道:“立场已经被确定,但反对的意见一浪高过一浪,人们不断提出更多的异议,结果分歧越来越多……而渴望有一个唯一的、中立的、理智的立场的愿望却每次都被挫败。”所罗门对此抱怨说,正义理论已经“变得如此专门化和学术化,以致于完全超出了理解范围,变成了另一个智力难题,成了一个需要等待学者‘亚里士多德’来加以解答的‘戈耳迪之结’”。

那么,森会是那个“亚里士多德”吗?在一次次反复回顾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后,森强调,正义理论应该与现实的人类心理相连,而不是与那种感染了当代经济学的虚假的理性主义或约翰·罗尔斯所写的“利他主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描述说,在他的井然有序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行为公正的”)相连。森宣布,他要“提出那些可以促进正义并消除不义的问题,而不是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本质问题提供方案”,这给了罗尔斯乌托邦计划的致命一击。森可能只是想改变哲学对正义的思考方向,使其通向一个他和努斯鲍姆一直努力追求的面对真实世界的“可能行为视角”(capabilities approach)。

 

   转自《社会科学报》,2009.12.3,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