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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家庭政策研究中的“家庭视角”
作者:张亮  发布时间:15/09/10  点击率:1303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支持个人而非家庭是我国家庭政策的最大缺陷之一。因此,在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时,以家庭为单位成为研究者最基本的主张。例如,有人认为要纠正单纯以个人为单位提供福利保障的弊端,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制度设计,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支持家庭对成员的保障功能; 或是认为只有强调家庭作为福利对象的整体性,才能真正支持和强化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功能与责任,激活家庭的潜力并延续重视家庭的优秀传统。至于如何在政策内容、视角中体现以家庭为单位,提及最多的是要建立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措施,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保障家庭的经济安全,体现出对家庭责任承担的社会承认。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也被提及,认为要允许保险在家庭成员(配偶、法定受抚养者)之间转移、延伸,以满足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家庭成员的需求。 

毋庸置疑,把家庭作为政策设计的关注点无疑会使我们能够克服那种个体层面的、狭隘的、个人本位的政策设计……而去关注因为血缘关系、法定关系或者一起支撑家庭而派生出来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家庭视角仅仅是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而已,并非唯一视角,而且家庭视角也并不是万能良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漏洞,并非都能产生正面的、积极的政策效用。

首先,以家庭为单位可能会出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风险。近年来,华北油田职工为重新上岗、哈尔滨女教师为得到报销取暖费的公平待遇、各地为获取低保补助金及动拆迁款而出现的群体性离婚事件, 都反映出把家庭作为政策设计的单位可能反而会破坏家庭,或是有违社会公平。

其次,家庭整体利益和家庭中个体成员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生育和抚育行为符合家庭、儿童的利益,但妇女却往往因此而遭受生育惩罚”——工资损失、断裂的职业生涯、渺茫的晋升机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国外的研究也显示,在欧洲福利国家,母亲的利益也经常被放在家庭利益、儿童利益的对立面,在公共辩论中有不少人持母亲外出工作会破坏家庭的稳定性、伤害她们的孩子的观点,认为她们把自己的生活、愿望和需求摆在家庭、孩子之前,是自私自利的、冷漠的。因此,过于强调家庭利益很可能会导致忽视个体的价值和自由。

再次,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形式的变化,如何确定家庭变得越发困难,更不用说以家庭为单位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了。例如,有研究者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展示了中国社会有关家庭概念理解和操作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对公平性的挑战。 

最后,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形式日益呈现多样性的情况下,家庭本位的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变得不确定。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证明,家庭的不稳定和多元化,削弱了家庭的福利传送能力,许多人无法借由家庭获得福利国家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开始调整自己的福利供给和保障方式,把以家庭为单位设计的福利供给和保障制度引入以个人为单位设计的轨道,即所谓的社会福利传送路径去家庭化,以实现社会福利对公民更有效的覆盖。因此,尽管西方福利国家日益重视把家庭纳入社会政策的视野之中,但不是单单透过以家庭为单位来设计政策,而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个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负担来实现的。国内有研究者也指出,在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到来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既是个体应对现代性的策略方式,也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取向。这种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家庭变革及动态,以及这种变革与公共政策之间将产生哪些相互影响,是今后需要深入探究的。  

(原文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8-19社会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