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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性别歧视:被“高估”还是被“盲视”——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说开去
作者:刘伯红  发布时间:14/08/15  点击率:1481

  

 

我国法律至今没有“对妇女歧视”和“就业歧视”的定义,影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我国社会反歧视的进程。消除对妇女歧视,应包括消除对妇女的“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交叉性歧视”。探究性别歧视的复杂性、持久性和顽固性,应将关注点深入到消除法律中的“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歧视”方面。

我国政府于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9个核心人权公约之一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在中国社会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就业歧视,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以此为依据考察我国尚存的就业性别歧视是“题中应有之义”。

《公约》第一条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对妇女歧视的定义,“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2010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根据《公约》30年的执行情况,在其“第28号一般性建议”中与时俱进地扩展了对妇女歧视的界定:将“对妇女的歧视”扩展到“以性别为由的社会性别歧视”;消除对妇女歧视,应包括消除对妇女的“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交叉性歧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04年,我国宪法庄严载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把实现充分的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列入党代会报告、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尽管如此,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我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作为人权重要特征的“平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在我国社会中的认识还相对欠缺。我国法律至今没有“对妇女歧视”和“就业歧视”的定义,影响了《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我国社会反歧视的进程。因此,有必要从《公约》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就业性别歧视问题。

 

对就业的“直接歧视”看法不一

 

所谓“直接歧视”,是指“明显以性或性别差异为由而实施的区别对待”。是指基于歧视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忽视,也称“形式上的歧视”或“有目的的歧视”。其结果是在相同条件下,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受到的待遇明显低于他人或其他群体所受到的待遇。直接歧视一般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因而也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

在我国,人们对“直接歧视”的看法莫衷一是。根据《公约》第一条对妇女歧视的定义和《公约》的“第27号一般性建议”(2010年),我国1993年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七十八条“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应当退休的规定,是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其结果影响了女公务员的就业权、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和选择权,属于“直接歧视”的范畴。但在我国社会,部分政策制定者、知识分子、甚至女公职人员本身,却认为这是对女性的照顾和保护,甚至是对男性的歧视。类似还有对“怀孕歧视”“职业隔离”“同工同酬(《公约》要求的是等值同酬)”“工作场所性骚扰”等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种种分歧。在这种比较随意的不知何为歧视的背景下,怎么可能出现对就业歧视的“高估”呢?

 

对就业的“间接歧视”概念不清

 

所谓“间接歧视”,是指一项法律、政策、方案或做法看似对男性和女性无任何倾向,但在实际中有歧视妇女的效果。因为明显中性的措施没有考虑原本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此外,因为不承认歧视的结构和历史模式以及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能使现有的不平等状况因间接歧视更为恶化。“间接歧视”也称“实质性歧视”,强调歧视的结果和实质性。

在我国,大多数人对“间接歧视”的概念还不够了解。间接歧视常常表现为一个没有歧视目的的中立政策,可能导致歧视性结果的做法。我国制定和实行的政策,大部分是没有歧视目的的对政策对象统一标准的政策,因此,还不能敏感地体会到其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下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结果。譬如,对于我们曾经调查过的这个世界性的间接歧视的案例:“为保障资金安全,在发放银行贷款时,申请贷款的人应一律出具资产证明、房产证明,并有贷款担保人”,有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公众认为不是歧视。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定,没有财产的穷人和没有财产的妇女,就难以平等获得贷款这种重要的生存和发展资源。这也就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什么大力推动专门针对下岗职工和妇女小额贷款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文化传统,所以对普遍存在于中立政策中导致歧视性后果的问题难以体察,在这种认识背景下,是“盲视”还是“高估”岂不了然?

 

对就业的“交叉性歧视”关注不够

 

所谓“交叉性歧视”(交叉性性别歧视),是指“以性和性别为由对妇女的歧视与影响妇女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关,如种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状况、年龄、阶级、种姓、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以性和性别为由的歧视对这类群体妇女的影响程度或方式不同于对男子的影响。缔约国必须从法律上承认这些交叉形式的歧视以及对相关妇女的综合负面影响,并禁止这类歧视。”“交叉性歧视”也被称为“多重性性别歧视”。

在我国,人们对“交叉性歧视”关注不够。我们在“中国残障妇女发展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多项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特殊政策,但中国残障人的就业率比中国非残障男性、甚至非残障女性都要低;在残障就业者中,残障女性的就业率又比残障男性低得多;在残障女性就业者中,农村残障妇女的就业情况更为不利。也就是说,妇女有可能因残障、农村、老年、少数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等多重身份,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我们不能把导致就业率降低的多种复杂因素简单等同于就业歧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女性因其多重身份所受到的多种/交叉歧视更深,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复杂性常常被淹没在妇女主要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把联合国“残疾歧视”定义中特有的“拒绝”为残疾人“提供合理便利”也认定为残疾歧视的话,那么,在就业领域中被我们忽视的歧视问题就更多了。

为了探究性别歧视的复杂性、持久性和顽固性,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反歧视的关注点深入到消除法律中的“结构性/系统性/制度性歧视”方面,并认为反歧视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制度和社会规范上的歧视,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同时,人们还认为,对女性的过度保护也会造成对妇女的歧视,把妇女当成弱者,用限制和排斥的方法把她们保护起来,等同于给妇女参与发展制造障碍。对妇女的保护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为女性和男性平等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我们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深入而实事求是地探究各种歧视现象存在的状况、原因和解决途径,为尊重和保障妇女以及全体人民的权利出谋划策,有所作为。

 

         (转引自2014723日《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