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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纵谈“未来30年的社会现代化”
作者:dzx  发布时间:11/10/25  点击率:10582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研究员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

  赵孟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所长

  王 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NGO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但与之对应的“社会现代化”还远未完成。如何实现“社会现代化”?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哪些历史性新突破?又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把这些挑战变成社会建设的新动力?在近日由北京等六省市共同主办的“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年会”上,专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并对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规划、体系设计以及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本文挖掘、整理了若干专家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的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陆学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已经由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为工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国现在的社会进步,都是由这个社会转型带来的;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是因为这个社会转型还不完善、还未完成而引起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任务,很快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从此,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就在全国开展起来。选择社会建设作为下一阶段发展战略的重点,这是从当前的国情出发的,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可以设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是:第一步,实现经济现代化,使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第二步,实现社会现代化;第三步,实现政治现代化;第四步,实现文化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我认为,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先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民生问题、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做起,并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妥善处理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十二五”期间,我们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件大事做好了,就为社会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全面改革社会体制,大规模推进社会建设的关键阶段。要着力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推进新型的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结构,使之与经济结构相协调。

  第三阶段,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经过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各项社会建设将加速发展,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现代化逐步实现,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管理更加完善,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中产阶层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体,社会结构优化,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型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型社会结构,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实现社会现代化。

  可以设想,通过这三个阶段,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关键是能不能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搞好现在已经开始的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这将是中国未来30年的主要任务。

  倒迫机制是推进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

  严书翰:我想谈谈倒迫机制(人们也常称为“倒逼机制”)推动我国社会建设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重要原则和基本途径,为推进社会建设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首先,抓好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从十六届四中全会我们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的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党执政以来第一份指导社会建设的决定;从十七大报告专设一章论述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到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的讲话,这一过程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已经把抓好社会建设提高到党的执政理念高度来认识。

  其次,我们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下的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搞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前提。

  再次,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形成的倒迫机制,是推进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阶段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具有两难性质(简称“两期并存”、“两难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难问题”所形成的倒迫机制,如果我们处理得好,是可以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建设重要动力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基础上,我们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是牢固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夯实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推动社会建设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并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既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矛盾与问题排查调处机制等。

  三是以改革为抓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把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领社会思潮,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支撑。首先要促进形成社会共识,其次要旗帜鲜明地同错误的社会思潮作斗争,再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果,充实网络文化从而优化“虚拟社会”。

  社会建设的新突破和面临的新挑战

  赵孟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们完成了两个历史性突破。一是现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已经把过去那种碎片化的、临时性的、应急性的、拾遗补缺式的制度安排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长效性的整体化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民生领域里面,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二是我们已经探寻到社会正义实现的新方式。社会建设实际就是以效率为基础,兼顾公平,然后再转向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优先,这种社会正义实现的方式和整个社会时代潮流是合拍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性成就。

  未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要挑战有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体制面临焦点转移的挑战。过去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以职能为中心的权力分配的改革模式,这在体制初创的时候是有效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可能融入到庞大的官僚体制里面去,只有实现由权力分配模式转向功能整合的焦点整合模式,才能够长期解决体制问题。同时,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还要避免管之者众、理之者寡的情况。社会建设要力求建设一个新的伦理,要有新的条理,要讲新的道理,还要研究新的学理。

  第二个挑战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以社会空间为背景,而社会建设恰恰是一个以时代性为背景的探索,怎样把空间中国特色变成时间中国特色是很大一个挑战。同时,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与“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相协调、相互动、相促进,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科学判断社会危机的爆发点。在西方的研究当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金,或者基尼系数0.4,是两个可以考察的危机爆发点,但目前国内还缺乏让大家都很信服的危机爆发点的科学依据。如何强化社会科学研究,像重视自然科学一样重视社会科学,把中国的社会危机找到,从而使得我们既不因为小事而惊慌,也不因为麻痹而出现问题,这又是一个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清社会管理体制目标的逻辑机制。变防范应对型社会管理模式为疏导建设型模式,首先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巩固基本的信任,然后进行相互沟通,让人民的不满有机会表达出来。疏导以后仍然还有问题,就要进一步做好制度化建设,这样才可能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更大成就。

  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必须摆在社会建设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

  翟振武: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城市化有很大区别。英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羊吃人”的过程。因圈地运动而失地的破产农民沦为无产者,流动到城市成为雇佣工人,进而成为城市居民。在马克思描述的这个“羊吃人”过程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但是,长期务工却不能成为工人,长期进城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本来应是暂时身份的流动人口,在中国却成了一种长久的身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流动人口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新特点。一是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从30年前的200万发展到目前的2.2亿,30年间增加了100倍,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17%,且增势不减。二是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由以青壮年为主已发展为青壮年和儿童共存。最近10年城市流动人口中儿童比例大幅上升,已几乎接近16%的水平。三是流动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80年代“打工妹”多,90年代“打工仔”多,目前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大体趋于平衡。四是夫妻共同流动成为主流。一度单身者流动、未婚者流动为主体的情况已经改变,不仅夫妇共同流动,而且带领子女一起流动。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数量。五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长期化趋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连续居住生活时间已平均接近5年,有一半人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3年。六是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本科以上学历者不在少数。

  新特点催促新改变,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其中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就是对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实行动态可行的精细化管理。流动人口至少可以分成两个类别:长期稳定的流动人口和临时瞬间的流动人口。对于有稳定职业、稳定住所、在城市居住一定时期以上的流动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是提供公共服务、推进社会融合、有效管理引导、采集更新信息的基础和前提。以前的暂住证制度是在流动人口非常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实施的,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现在流动人口的特点和实行居住证的条件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流动人口工作逐渐固定、生活相对稳定,并长期居住,使得实施居住证制度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建立城市中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把瞬间、短期流动人口与长期的流动人口区分开,有利于及时了解流动人口信息,有利于精细化管理,有利于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也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0%,就会有11亿-12亿人居住在城市。未来中国流动人口会长期存在,且不断增加。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必须摆在更加突出而重要的位置。

  当前社会管理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创新体制

  王名: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了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方面的实践,今年初中央明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并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若干典型模式。清华课题组在对北京、上海、重庆和广东等省的八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当前社会管理主要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创新体制。一是以重庆和信阳为代表的“党委主导的大推动体制”,二是以北京、广东为代表的“党政一体的大协调体制”,三是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依托民政的大社会体制”,三种体制各有侧重和特色(详见左下表格),但都是合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实践模式,对推动当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都起到了主导作用。

  调研发现,各级地方政府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时主要面对的是三大问题:一是如何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府际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二是如何发育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的问题。各地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根据本地社会发育及管理体制的特征,形成了侧重点各不相同的社会建设模式,如北京市重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网格化管理、社区建设规范化、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等方面颇具特色;上海市注重夯实社区基础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探索社会组织的孵化方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营造社会组织的良性生态体系;广东省大力推动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探索开放式社会治理,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并积极推动“小政府”建设;重庆巫溪充分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大力推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乐和家园”建设。三是如何重塑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各地积极探索群众工作的改革创新,转变立场,理顺民情民意诉求表达通道,积极探索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经常性地“接访”和“下访”,建立民情民意直通车,采取种种措施提高化解矛盾与解决问题的效率,并努力提升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在党政议程中的优先顺序。

  总之,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在积极探索合乎当地实际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党政主要领导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公民参与的热情正在唤起,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正在成长起来,困扰我们前行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求解,一个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正在向我们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