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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粹:李君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作者:dzx  发布时间:08/09/08  点击率:6468

 

    为在经济政治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持久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即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历史源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构想。但是这一新构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性的实践,以及根据这一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1956年在我们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那一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双双提前完成。也是在那一年,毛泽东等已经察觉到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一些必须改革的严重缺陷。425日,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的讲话。他说十大关系即中国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十对矛盾。其实,这十对矛盾归结起来就是一对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这篇讲话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在4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在所讲的10个问题中,第三个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双百方针”问题。会后,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开始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

 

    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进行过三次比较切合实际的探索:

 

    第一次是1956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当时提出的通过发展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允许地方与国营企业搞一点“独立王国”的思想,兼顾国家,生产单位与个人三者利益的思想,允许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点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思想,共产党要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科学与艺术领域要实行“双百方针”的思想,要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思想,等等,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与经验基础。这一次探索中途夭折后,在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上搞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走了一段弯路。

 

    第二次探索是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这一时期通过纠正“共产风”等错误,重新回到中国的现实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点,要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界线的论点,要坚持按劳分配的论点,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论点,等等。其中不少论点对于后来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可惜,这一次探索又脱轨转向,在庐山会议后期演变成一场所谓“反右倾”的斗争。

 

    第三次探索是1960年底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关于要认识社会主义必然王国,减少盲目性的思想;关于要扩大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要退到生产小队的思想,以及在《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条例中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珍贵的思想财富。   

 

    邓小平自始至终是这三次探索的参加者,这些探索提供的丰富经验以及探索中断的深刻教训,他都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就是以这些经验教训为基础,经过他的科学扬弃而建构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割裂开来,而应该科学地研究这两个伟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实践的历史条件,看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萌发与内涵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50年代中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思想萌芽时期。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11),《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4)等重要著述中,邓小平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使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原则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在党内、党外群众、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多重监督中达到这一目标。

 

    60年代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初露端倪。在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从体制上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思想。他说:“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305)这一思想把“从实际出发”的哲学原则推进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比50年代中期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颇具自己的个性特色。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在由邓小平主持或参与制定的《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重要的章程条例之中。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前奏。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邓小平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比以往更为清晰。他提出了有步骤地在军队、工业、农业、教育和文艺等各个领域“整顿”的问题。这些“整顿”,直接的对象是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秩序,但又不局限于此。他在整顿中强调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同他以后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直接相关;他所说的整顿,就其内容而言具有结构重组与改革的意义;他进行整顿的标准即当时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提出的,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70年代末以后的工作重点转移与改革开放,都同1975年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形成时期。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脚踏中国的实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担负起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重任,最终形成了具有他自己个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构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的观念。它是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过去“左”的或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决裂的,同以“激进改革”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对立的,既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又具有开放性时代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是一种以发展现代化生产力为中心的,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观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革新的制度。因为,在生产力结构中,它具有现代社会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强调要以新技术革命造就的现代化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强调要把同“第一生产力”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这些观点与主张为以工业化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产生的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了现代的意义。又因为,在经济制度中,它具有主体社会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述中,“主体”是一个突出的概念:在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是主体;在分配方式结构中,按劳分配是主体;在未来国家制度“一国两制”的设计中,社会主义是主体。这种主体社会主义即具有多样性特点的社会主义。“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多样”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应用的灵活性。根据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要求,他在研究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之后,强调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把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更具有革新的特点。还因为,在政治制度中,它具有法治社会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相统一的政治目标,以及据此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他强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克服毛泽东的政治学说及其实践中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小生产家长制等传统的积弊及其恶劣影响。最后是因为,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中,它具有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在坚持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继续与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突出地强调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积极的成果,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结构的设计,无一不具有革新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稳步创新的发展道路或实现途径。为了实现具有革新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目标,邓小平提出了三条相互贯通又相互制约的道路或实现途径:一是在观念上通过不断解放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在行为上通过改革与开放,实现机制转换,来搞活社会主义的道路;三是在控制与操作上通过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道路(实现途径)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邓小平对于这一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建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贡献。

 

理论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提出,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下篇”的正确构想。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通过对国情的深入考察与缜密研究,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曾形象地把搞好这两个革命称为写好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与毛泽东的精力就是放在如何写好“上篇”文章上。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党和毛泽东所写的“上篇”文章是一篇优秀的社会科学论文。

 

    “上篇”文章的成功,既为写好“下篇”文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如何写好“下篇”文章提出了许多难题。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曾经成功地运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阶级分析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党的领导的经验等等,找到了以“和平赎买”为形式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形成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党与毛泽东对于第二步革命即如何搞社会主义,从思想到理论都缺乏充分的准备,没有来得及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也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在初期与中期的指导上虽然十分出色,但在后期则过快过急,简单划一地向苏联的模式靠拢。其实,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主义革命必定要求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只能在一个生产力落后与不平衡、自然经济小生产仍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毛泽东曾经注意过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有意识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成”两个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 5卷第361)他同时还说过,只有当现代化的工业与农业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这说明,他当时对于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他曾经很乐观地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前八年是照抄外国经验的,“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十年总结》)但是实践告诉我们,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尽管我们做了不少的有益探索,我们党仍然没有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曾经多次论及这一问题,指出我们在搞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仍处在必然王国之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正是中国革命“下篇”文章的难点。毛泽东终其一生,没有能完成这个“下篇”文章。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本身,由于它体现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含义,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革命“下篇”文章的主题。“上篇”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下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整篇文章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起来,克服了原来“两步走”的理论中“第一步”有个性、“第二步”个性不足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价值就在于它提出了中国革命“第二步”实践的新的理论构想,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有两个基本的构成部分: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下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同志为写好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下篇”文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做好。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渴望全党能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在“实事”中“求是”,形成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今天,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但主题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定、轮廓已经形成,而且经过了10年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凭藉进一步的实践完善这一科学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推进这一崭新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写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意义深远的“大文章”,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大胆而又稳步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

 

日期:《解放日报》19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