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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纪念李大钊先生
作者:张琳  发布时间:11/06/17  点击率:8256

纪念李大钊先生

 

我心何忧   

 

鲁迅说,“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浏览五卷本《李大钊全集》的目录,对李大钊其人,大抵也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从儒雅学者的学理论述——《欧洲各国选举制考》、《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省治与宪法》、《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里凯尔的历史哲学》;到政治家的现实思考——《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再到百姓民生的凡俗关注——《面包问题》、《一个自杀的青年》、《黄昏时候的哭声》、《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洋洋洒洒百余万字的《李大钊全集》可谓涉及之广泛,风格之多样。

    而《全集》所录的最后一篇文章《狱中自述》,是李大钊先生作为一名大无畏的人民革命家,在慷慨就义前向当局、更是向战友、向同胞的明其心志,其风格不再像文士、不再像官吏、更不会是像商人:

    十八岁立志于法政科,“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正值壮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

    终其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却在三十八岁因“扰乱治安”获罪致死,惟陈两点希望于当局: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获知李大钊先生罹难的消息,“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鲁迅先生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

   

    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同志感叹:“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此前三十年,李大钊写下了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此前三十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历任图书馆主任和经济系教授,为政治系、经济系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到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共产主义等相关概念关系的厘清;从对英法著名社会主义者的一一介绍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详细梳理;

此前三十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了人员上思想上的准备。

此前三十年,李大钊与费觉天等八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丛书》第一编、《社会主义史》第三编、《哲学问题》第五编、《到自由之路》哲学研究小丛书第一编、《共产党宣言》第二编、《<资本论>入门及改造的原理》等。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关键的“三十年前”——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李大钊倾其全力将“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董宝瑞:“李大钊就义的事实情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李大钊的家人在北京居无定所,躲避着反动派不曾间断的监视和骚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深夜才从一次紧急会议中脱身出来的李大钊,因为贻误了为高烧不退的小女儿钟华求医治疗而痛失爱女。

 

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

  

     曾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陈毅曾经这样描述先生的治学精神:“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在成为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早年曾经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加之他的法政科训练和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研习,使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兼蓄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诸多思想资源。

《论民权之旁落》(1913年)、《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以及《暴力与政治》(1917年)三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李大钊对现代政治的一般理解。在1917年撰写的《暴力与政治》一文中,李大钊指出,现代政治之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进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

关于“政理”,章士钊与张东荪曾在1914年先后发表文章予以讨论。章士钊的《政本》一文主张,政之根本在于“不好同恶异”,而要“有容”;张东荪以《读张秋桐<政本>论》进行回应,提出政治之根本不仅在于有容,而且要保有一定程度之对抗。李大钊写于1914年11月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可以说是对这次讨论的积极回应。在李大钊看来,“政本在有容”与“政本在有抗”,“着眼不同,据理则一”。然而当日之政治,“抗既不能,容于何有?”,李大钊进而提出“吾人今日之责,惟在阐明政理,若者宜自敛以相容,若者宜自进以相抗,但其保其衡平,勿逾乎正规,以求各方储有政治能力之分子,无论朝野仕学,苟不自外于政治关系”。应该说,李大钊对于培养政治对抗力之重视,早在1913年的《论民权之旁落》中已有定见。经历了民国初年立宪政治的一败涂地,文章开篇即痛陈:“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不患无为之争权之人,患在为之争权者,转而为窃权之人”。因此李大钊呼吁仁人君子投身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权于今日。不此之图,纵百喙以夸功于吾民之前,吾民不尔感也。若夫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

在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仍然秉持着对于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理解,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现代政治之基本精神——Democracy“具有同一的源流”,目的都在废除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变对人的统治为对物的管理,实现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和谐发展。在写于1921年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

在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鲁迅先生不无伤感地谈到他为之作序的《守常全集》:“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嫌其已赤”(《鲁迅全集(十)书信·曹聚仁》)。鲁迅关于未来的事,说对了很多,然而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倒也错得令人欣慰。(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11616,发表时有改动和删节。)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张琳

 

 

 

参考书目: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1-5)(最新注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曹聚仁”,《鲁迅全集(十)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王世儒:“李大钊与毛泽东”,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65/4973108.html

董宝瑞:“李大钊就义的真实情景”,发表于《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
    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收入《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本文删节版发表在2011年6月16日的《社会科学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