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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察]周武 五口通商,为什么只有上海在开埠后快速兴起?

【编者按】日前,广富林文化遗址终于揭开神秘面纱,项目一期自6月26起试运营。由此,也掀起了一股“寻根上海”的热潮。上海因何而起?大上海兴起对现代中国与世界意味着什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周武梳理了开埠以来上海起落历史的骨脊和脉络,指出要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不能不研究上海,要了解中西接触与交涉的历史,亦不能不研究上海。以下是他在“建投读书会”上的演讲。

 

很高兴有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我对我们身边这座城市历史的理解。上海是一座有着自己独特身世和经历的都市,在我看来,这种身世和经历比虚构更神奇,由此造就了五色斑斓的上海史。

 

上海缘何从“区区草县”变成“东南都会”?

 

以前有些外国人认为开埠之前上海是渔村,现在很多人认为,开埠之前上海已经很繁荣了,考古学家更将上海的历史上推到6000年前。其实,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而后发展为村社、集镇,北宋熙宁年间始设上海务,作为朝廷管理酒务税收的机构。南宋末才设立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设县。刚设县的时候,地方志上说上海只是“区区草县”,就是简直不值得一提的县城。到开埠之前,区区草县已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

为什么开埠之前上海会演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这跟康熙和雍正时期开放海禁有关系。上海是江南典型的港市,它的起落跟港口的兴衰直接相关,港口盛,上海就盛;港口衰,上海就衰。洋人刚刚到上海来的时候看到黄浦江上往来穿梭的全是沙船,俨然是一个沙船世界。据统计,上海那时候的沙船约有3500艘。这么多沙船停泊黄浦江当然是非常壮观的,给人以“帆墙林立”之感。沙船业是上海开埠之前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上海的世家大族多与沙船业有关。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虽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松江府,但雍正以后,一向驻太仓、苏州,比府衙更高一级的地方军政机关——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苏松太兵备道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难怪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这段话大体反映了开埠前夕上海政治、经济发展的实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地位。

但即使这样,亦不宜过高估计。不错,开埠前上海沙船业的规模已非常可观,但那时的上海主要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上海同长江航道以及大运河航道的物流联系,大体是通过苏州完成的,即上海先通过内河航道连通苏州,然后在苏州经运河而达长江。上海的水路优势主要体现在海路上,所谓“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但上海并非这些货物的终点站,“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也就是说,上海开埠之前,苏州是国内物流运输的终点和起点,海内外的货物先集中到苏州,然后再由苏州散发出去。上海只是苏州的重要转运港,因而被称为“小苏州”,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且不说经济上富庶繁华、文化上精致优雅的苏州,就是当年府衙所在地松江,亦远非彼时的滨海县城上海所能企及。

开埠以后上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对外贸易体制的变更,一口通商时代的终结,上海迅速取代苏州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开始步入超常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超乎许多人的想象。有洋人甚至说上海发展得比悉尼或旧金山更为迅速!发展之快,有如肿瘤一般。当年的英国驻沪领事说:“近几年来,上海作为根据1843年条约实行五口通商的主要商埠,在贸易上所发生的变革和惊人发展,差不多是任何远离现场的人所无法领悟的。在拓殖和贸易史的编年史上,从未看到有比这更加惊人的情况。”上海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多半的研究者皆归因于开埠。其实并不尽然。开埠固然重要,但开埠并不必然导致上海的崛起。实际上也是如此,并不是一开埠,上海就发展起来了。开埠后的最初十年,上海市面并未见什么显著的进步。除了外滩陆续建起一起洋行建筑外,自外滩往西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那些洋行在外滩建立之后,洋人也并不愿意住在租界里,通常他们都是在县城或东门外一带租民房住,因为那个时候租界条件太差了。如果没有后来发生上海周边地区的兵燹与动荡,上海不可能那么快兴起。也就是说,上海的快速兴起,除开埠外,还有另外的“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因缘”就是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发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战乱,具体地说,就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

就规模而言,小刀会起义不过是一次区域性的城市暴动,但它对上海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把上海从“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此前租界和华界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租界是洋人社区,除了雇佣一些仆人之外,不允许华人随便呆在租界里面。小刀会起义之后,大量人口涌入租界,租界原来只有500人,一下子骤增至2万多人。更大的变化是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一向富庶的江南变成了两军对垒的沙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难民潮从四面八方涌入租界,因为租界是当时江南唯一的安全区域。当年究竟有多少难民从江浙逃到上海,时人做过许多估计,有说50万,有说75万,有的统计甚至说各地涌入上海的难民最多时有300万。300万这个数字当然不靠谱,但太平天国时期上海人口激增确是事实。

与此同时,难民涌入上海租界的过程,也是财富和劳动力向上海集中的过程,它至少还给上海带来三样东西:一是资本,江南地区是相对富庶的区域,当年逃难到上海的,不少是当地有钱的殷实人家,他们逃到上海,也把财富转移到上海。转移到上海的这部分资金,可视为上海租界开发的第一批启动资金;二是庞大的消费需求,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衣食住行成为大问题,上海典型的民居形式——石库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成片开发的,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就为上海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廉价的劳动力大军,难民潮中更多的是贫民,他们要在上海生存下来,就必须找活干。所有这些就为上海的快速兴起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而上海的快速兴起又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移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就业机会。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引发的难民潮只是一个源头,此后,在别的地方呆不下去的人,纷纷跑到上海。上世纪20年代为什么大批的作家、艺人从北京及其他各地跑到上海来,正所谓“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都是在上海写就的”,原因即在于上海有着其他地方不具备的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有足以让他们立足和发展的空间。

 

江南从何时起才真正成为上海腹地?

 

讲开埠并不必然导致上海的崛起,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是“五口通商”,同时开埠的不止是上海,还有广州、厦门、福州、宁波,而且这些城市不是省会就是府衙的所在地,行政地位都比上海高。为什么其他城市开埠后未能像上海一样快速兴起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之所以可以发展得那么快,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繁盛的商埠,是因为上海拥有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相媲美的广袤腹地,这些腹地可以生产粮食、蔬菜,足以保障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物资供应。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地缘禀赋不是开埠以后才有的,早在开埠之前上海的地缘禀赋和地理空间就已经逐渐形成了,至少从宋以来已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上海为什么要到1843年以后才发展起来?所以,纯粹从腹地这个角度考虑也是不够的。江南作为腹地,确实是上海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怎么才能发挥出来?只有到了上海兴起之后,把江南变成自己的腹地,上海本身具有的地理优势和地缘禀赋的潜在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如果上海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吸力的话,凭什么江南的物流和人流往上海来?换句话说,只有到了开埠以后,特别是在太平天国以后,上海以对外贸易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经济版图和文化版图的时候,江南逐渐成为上海广袤而又丰饶的腹地,上海的地缘禀赋才真正转化成上海的优势,江南的上海遂变成上海的江南,江南才真正变成它的腹地。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上海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在地理上接近中国最大的丝茶产地。那个时候在中外贸易当中,中国能够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什么呢?一样是丝,一样是茶,上海最靠近丝茶的产地。上海开埠之后,全国各地产的各种丝90%是从上海出口。茶的情况比较复杂,是多口贸易。武夷的茶通过福州口岸出口,江浙的茶通过上海出口,两湖的茶则通过汉口出口。茶叶虽然是上海出口很重要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丝。上海早期最有钱的富商巨贾基本上都是丝商。当年外商的洋行一般都设有六个下属部门,其中第一个就是蚕丝,第二个就是茶叶。这说明丝和茶在当年进出口贸易中的极端重要性,外滩洋行基本上都以丝茶作为主业,把中国的丝、茶出口到国外。

 

上海的兴起对现代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大上海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跟早期全球化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西接触的早期历史中,茶、丝和瓷器等少数几样东西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受西方青睐且最具标识意义的中国商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茶、丝和瓷器把中西两个世界连接起来。

中西之间的接触与交涉,以交通通讯网络的建立为前提,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通达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的城市。开埠之初,从欧洲到上海通常要走好几个月,1870年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欧洲与中国海底电缆的接通,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往更便捷、更密切,整个商贸组织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跟商贸组织的变化相关的还有整个信息渠道,中西通讯系统也建立了。墨顿社会学有一个原理,叫“优势积累原理”,说的是一个人一旦在某个方面建立优势以后,这个优势会不断滚动叠加,优势会变得越来越大。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上海在中西接触和交涉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变成一种优势。这种优势的积累和放大使得其他城市没有办法跟它抗衡,没有办法可以跟它比肩,上海就是这样的城市。

对现代中国而言,大上海的兴起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第一,它创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都市类型。在它兴起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地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相对应,依次是都城、省城、府城、县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县城重要。中国古代8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上海的兴起则完全跳脱了这样一种模式,这座城市不靠皇帝、不靠官吏,而靠买卖发展起来,买卖是它的灵魂,所以它跟中国传统城市类型非常不一样。如果把上海放在世界城市序列当中看的话,它也是非常另类的。它不像伦敦、巴黎,伦敦、巴黎从前近代一直到现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完成整个城市的演变,是从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它也不像纽约,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纽约也是移民城市,但纽约是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都市;当然它也不像加尔各答,不像香港那样,完全变成了殖民地,是殖民城市,上海不是。就城市而言,上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标本。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能吸引全球那么多学者研究它,重视它的重要原因。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上海是全球最受关注的城市之一。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大上海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大格局。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是以帝都为中心的历史,基本上是从西安看出去的历史,或者从北京看出去的历史。大上海兴起之后,在帝都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中心。北京是因“政治”(都城)而成为中心,上海则是因为“社会”( 工商)而成为中心。这个是非常不同的。相对帝都而言,上海本是非常边缘的滨海县城,它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大格局中另创一个中心,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上海,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者和推进器,而且差不多是现代中国一切变化的制造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了解上海,不研究上海,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变迁?

譬如工业,上海是率先步入工业时代,并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工厂制度的大都市,也是率先建立现代都市工业区的“工商都市”,沪东(杨树浦一带)、沪北(闸北西区)、沪西和沪南工业区陆续形成,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些工业区创造了无数的中国第一,绝大多数现代工业门类都是在这些工业区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之有现代工业始于上海,上海之有民族现代工业则始于这些工业区。正是因为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工业化,上海才真正确立起自己无可撼动的优势。一旦形成优势,就会产生积累效应。全国工业资本和人才向上海集中,就体现了这种效应。但工业化不但产生集聚效应,也会产生外溢效应。在上海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其他城市无论是青岛、天津、汉口、无锡,还是大西北,现代工业的建立都离不开上海,最初都是从借鉴上海经验开始,然后慢慢发展起来。

虽然说上海是一个因工商而成为中心的城市,但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也离不开上海,为什么这么说?晚清以来的政治思潮、政治组织、政治动员、政治活动,上海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北京之外的又一个中心,而且多在上海率先酝酿、组织和发动,戊戌变法如此,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亦莫不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上海更成为影子政治中心,很多决策在上海酝酿成型,而支撑南京国民政府的庞大经费也大量来自上海。更不用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早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其在红色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意义更是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就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不仅是通商的大码头,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想的码头,新文化的码头。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是在上海登陆,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东亚无可争辩的文化中心。不是说其他口岸在文化上没有贡献,但真正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思想观念,足以牵动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变迁走向的力量,是大上海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我举一个例子: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

19081月,光绪帝朱笔开了一个书单,要内务府照单购买。书单中所列的书目,除5种由政治官报局刊印外,其余34种全部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其实,光绪帝开出这个书目并不奇怪,晚清时期绝大部分新式读物都来自上海,上海不但是内地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庙堂新知新学的主要来源地。当上海的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冲击和改变的就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读书人的知识架构,而是整个国家的朝政。

上海本身就是中西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上海把世界带进中国,也是上海把中国带入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一个国家的现代成长中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也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在中西文明的交汇融合过程中发挥过如此关键的作用。因此,我的结论是,要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迁,不能不研究上海;要了解中西接触与交涉的历史,亦不能不研究上海。

(本文在演讲基础上作了删节)

 

【思想者小传】

周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和中国学研究。出版 《中国遗书精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张元济:书卷人生》《圣约翰大学史》《二战中的上海》等著作,另有《梁启超社会思想研究》《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论上海城市转型》《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百余篇。

 

来源:上海观察201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