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伊利亚德和他的《宗教思想史》:从后现代的眼光看

 

晏可佳

 

整个20世纪,有三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在人文荟萃的巴黎获得了巨大成功。神学家西奥朗(Emile Cioran, 1911-1995),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著作至今虽无中文译本问世,却在欧洲直至今天仍拥有广泛的读者;戏剧家尤金·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u, 1912-),作为荒诞戏剧代表作,自80年代起,所作《秃头歌女》多次在我国各大城市的戏剧舞台上得到演绎。而最后一位就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的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零零落落出版了一些伊利亚德的译著,而他的代表作、三卷本巨著《宗教思想史》,自70年代起以法、英、德、日版本出版之后中文版的问世,已是21世纪的今天了。

伊利亚德出生于布加勒斯特,22岁留学印度,在孟加拉随达斯古普塔(19971952)研习印度哲学,并曾前往喜马拉雅山拜师修行瑜伽。二战期间出任英、葡两国文化参赞,战后移居巴黎,潜心从事宗教史研究长达十年。1955年,伊利亚德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宗教史课程,遂定居美国,直到1986年去世。在这期间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顶峰。1961年,伊利亚德与同仁一起创办了一份在欧美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杂志《宗教史》;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史研究至今保持领先地位,而他本人也由于为北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宗教研究的专业人才,被誉为当代宗教研究领域里的“太阳”(“伊利亚德”一名起源于希腊文“太阳”)。如今担任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劳伦斯·沙利文、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任教的布鲁斯·林肯等都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

芝加哥时期的伊利亚德除了讲课之外,仍旧笔耕不缀,其中最重要著作就是三卷本巨著《宗教思想史》。该书于上世纪70年代动笔,直到1982年全部出齐,既是作者对自己学术研究,也是对整个20世纪宗教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伊利亚德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宗教学家,他坚决的反化约论者。他认为,宗教存在一个不可化约的因素,那就是“神圣”。“神圣”可以通过“世俗”来显现自己,成为与“世俗”完全不同事物,这就是所谓的“神显”(hierophany)。神显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自然事物,如石头、树木,也可以是像基督教那样的道成肉身。宗教的历史就是由无数“神显”的实体所构成的历史。他并不反对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方法去解释宗教,但是他反对用现代社会科学去解构宗教中最为根本的因素,“神圣”以及对于“神圣”的体验和意识。

人类既与“神圣”相遇,其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就都被圣化了,由此便获得了与“世俗”全然不同的生存意义。在“神圣”赋予人类生存以意义的层面上,人不是“世俗的”存在,而是“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因而研究宗教的目的不是别的,是要解释发掘宗教经验中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宗教史”作为一门学科,它不仅要描绘历史上各种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更应在空间上揭示宗教的结构以及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所以,在方法论上,伊利亚德强调宗教学家不仅是一个历史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现象学家。作为历史学家是对宗教进行历时性的研究,作为现象学家则要对宗教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宗教史”实际上这要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伊利亚德还特别重视发掘“宗教史”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宗教史”而迈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伊利亚德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a desacralized world),在这个社会中,“宗教史”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寻找人类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现代社会有关宗教的知识,尤其是它使得原始民族以及亚洲文明的宗教文化重新进入历史。其次,通过分析“神圣”以及“神圣”在历史中的显现、揭示“宗教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宗教史”力图从中发掘人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伊利亚德还以不无浪漫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人类对于过去怀有某种拂之不去的“乡愁”。这“乡愁”不仅表现为各种宗教都涉及到的“失乐园”主题,就是现代社会的人其实也不能免俗。在“去神圣化”的现代社会,人类并不能真正摆脱过去的神圣历史,他们还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宗教的遗产中寻找意义,新兴宗教、通俗小说、政治意识形态等等,也会显示出某种衰减的、隐藏的宗教行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声称不信教的人,宗教和神话只是‘隐蔽’在他们意识的暗处——换言之,对于这些人而言,关于人生的宗教观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

上述散见于伊利亚德其他著作中基本思想,《宗教思想史》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是,《宗教思想史》仍不失为作者晚年一部独具特色的学术巨著。

首先,它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复杂的宗教现象。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波斯、以及印度和中国等古代文明的宗教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到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的发展轨迹,伊利亚德均有所涉猎。书中除了反映在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神话的符号、炼金术、东欧民间宗教以及萨满教等本人曾做深入研究的成果外,伊利亚德还借鉴并融合在宗教研究领域同样堪称学术大师的研究成果,例如肖勒姆的犹太教研究、科宾的伊斯兰教研究、石泰安和图齐的西藏宗教研究、杜米兹和维登格伦的印欧宗教研究,以及马伯乐、葛兰言的中国宗教研究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整部著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欧美宗教研究的一个全面的总结。

其次,在《宗教思想史》中,伊利亚德还特别注重考察在遭遇深层危机之际,人类是怎样通过宗教思想的创新来解释、摆脱和化解那些危机的,并且以此来划分宗教思想发展的阶段。但是,伊利亚德强调,任何宗教思想的创新都是开放式的,不仅具有一定的传统宗教思想基础,而且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相互碰撞的产物。例如,人类起源于一次“太初时代”的杀戮,印欧民族的这一宗教观念其实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原始民族围绕着猎杀动物这一活动方式所产生的宗教观念,当它随着印欧民族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也不免吸收了当地的思想因素。

第三,他还深入研究了那些经常被学者所忽视的宗教观念,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例如,受到东方思想影响的希腊秘仪宗教、中世纪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东南欧洲国家“宇宙论的基督教”中所包含的前基督教因素,以及为正统神学家和哲学家所不屑的各种“非正统思想、异端、神话以及诸如算命、炼金术和秘传宗教等大众领域里的宗教生活”(《宗教思想史》第3卷前言),亦即所谓的“民间宗教”。

第四,《宗教思想史》在结构布局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每一卷附有一个长篇“研究现状:问题与进展。评论性书目”,它罗列了相关宗教专题的研究书目和原始材料,并且作了精辟扼要的评论,既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研究参考之用,又可以对西方20世纪宗教研究的成果和走向又一个大致的了解。

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才华横溢、勤于思考、著述等身的学术大师而言,伊利亚德的宗教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对于“神圣”和“宗教人”的深刻洞见,对于宗教研究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取向,对于“宗教史”的后现代性解释,以及对于宗教现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深刻认识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当然,对于他的某些字句和结论,我们未必过分拘泥,惟其如此,方能取其所长,以深化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